明朝中晚期的财政困局，后面就逐渐变成了死局。
一开始的问题是藩王不纳税，官绅不纳粮，而且藩王占地越来越多，朝廷的税源越来越小。
而且，因为官绅不纳粮，藩王不纳税，所以老百姓赋役负担太重的时候，就干脆把土地交给官绅和藩王，以求托庇。
原因也很简单，就是给官绅和藩王交地租要比给国家交税服役更划算，最起码是没有之前官府加派的各种劳役了。
一个五口之家，壮劳力就一个，一旦这个家庭被抽走一个壮丁去服役，这家的正常耕种就很难完成了，为了过日子只能不断借贷，加重自己的负担。
平时可能二十丁抽一，到了战争时期，可能变成十丁抽一，战争持续时间长了，就会变成五丁抽一，五丁抽一的结果就是可能五家人家里就得有一家破产。
后面的问题就变成了黄宗羲说的，虽然挣税税率其实一直都不算太高，但各种加派太多了，也就是原来说的临时征收的专项费用。
到了万历的时候，现在很多人喜欢吹嘘万历三大征，但三大征的背后是加重了财政负担，也加剧了明朝的财政困境。
展开剩余73%到了崇祯登基的时候，辽东的局势其实也不能说完全已成无解的死局，但临时加征的辽饷已经变成了对普通老百姓的沉重负担。
不断的持续用兵，反复的惨败，辽饷不够用了，再加征练饷，然后引发了各地农民起义，为了剿寇，又再继续加征剿饷，最终形成了把老百姓困死的三饷。
三饷之下，各地农民普遍破产，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，再难扑灭。
这也就是有人所谓的黄宗羲定律。
其实很多事情如果朝廷一开始能够投入足够的资源，是可以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的，但是因为朝廷不肯投入足够的资源，总想着花小钱办大事，结果就把解决问题的时间拖长了，最后的成本更高，代价更大。
而这些成本和代价，最终当然要转移到老百姓身上，老百姓不堪重负，只能奋起一搏，揭竿而起，然后统治体系瓦解，王朝崩溃。
所以，到袁崇焕受命去辽东的时候，朝廷大臣其实都清楚，只有暂时议和，争取一点喘息之机，朝廷需要喘息，老百姓也需要稍微减轻一下负担了，否则竭泽而渔，就只能官逼民反。
但崇祯拉不下这个脸，其他大臣不敢说，就成了这么个死局。
此外，历代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常备兵的大量欠饷，军官上有老下有小，吃喝拉撒都得花钱，所以就从下面的军饷里克扣，中饱私囊。
朝廷无力按时足额发放军饷，发放的军饷不足，上面的大将和下面的军官也不可能把所有钱都拿出来平均分配，当然只能优先满足一小部分人，也就形成了后来的大量家丁。
所以很多人都说，晚明朝廷军队每次出征看上去动辄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出兵，但真正有战斗力的可能就只有三五千人，也就是这些家丁。
其实明朝的家丁和中晚唐的牙兵一样，都是在资源不足以供养原有的军队的时候，有限满足一小部分人的需求，从而形成了建立在私人效忠关系上的军事体系，国家的军事体制也就崩溃了。
因为你按照国家的军事体制拿不到钱，而你和军官结拜兄弟，给大将当干儿子，真能拿到钱。
所以，戚继光练兵的时候，其实并不要求把军队规模搞得很大，而是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少数人身上，搞成精兵，每次打仗充当主力。
晚清袁世凯小站练兵其实也是一样的，一开始的北洋六镇每镇只有六千人，数量并不多，但因为人数少，所以反而可以把军饷发到位，装备精良，成为全国最精锐的军队。
而那些受过一定军事训练，具备军事素养，却又没有被纳入这种私人军事体系的军人，一旦打了败仗就变成盗匪，有些就干脆打不过就加入。
所以历来真正能够成事的军队里，都有大量的原来的官军和降将，从刘邦到朱元璋、李自成，乃至清末的新军和义军，比比皆是。
所以，每个王朝覆灭的时候，都是官逼民反，官逼兵反，但凡能保住一头，这个王朝都还不至于土崩瓦解，也还能苟延残喘一段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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